不扑街才怪 彭佳慧谈家庭哽咽

发稿时间:2020年09月26日 1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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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运用经济学新成果促进政策优化(大家手笔)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需要加强政策评估与政策设计,提高政府精细化管理水平和驾驭经济的能力。政策评估计量经济学为政策评估提供了基于实际经济数据的方法,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为政策设计提供了有效的理论基础与方法支撑。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既要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发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只有将两只“手”的作用都充分发挥出来、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有效提升资源配置效率。这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所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需要加强政策评估与政策设计,提高政府精细化管理水平和驾驭经济的能力。

  加强和改进政策评估,使用科学的评估方法是重要前提。应针对薄弱环节,实行基于实际经济数据的政策量化评估,主要包括:实行事前评估,提高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实行事中评估,加强对政策执行的监控,及时纠正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偏差;实行事后评估,检验政策的实际效果,为今后决策提供参考。

  最近20年,政策评估计量经济学方兴未艾,为政策评估提供了基于实际经济数据的方法,已被应用于评估发达国家各种公共政策,如最低工资法对就业的影响、就业再培训政策对收入的影响、反歧视法对少数族裔就业的影响、福利政策对男女工人失业持续期的影响等。政策量化评估还可为政府精细化管理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比如,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麦克法登在上世纪70年代通过设计调查问卷和对调查数据进行计量建模,准确预测出通勤人员使用在建的旧金山地铁系统的比例,成为城市精细化管理的成功案例。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对现代社会科学积累的有益知识体系,运用的模型推演、数量分析等有效手段,我们也可以用,而且应该好好用。需要注意的是,在采用这些知识和方法时不要忘了老祖宗,不要失去了科学判断力。”近年来,我国经济学界借鉴国外经济政策量化评估方法,结合我国国情进行理论创新,并将之应用于评估我国经济政策,如《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对香港经济的影响、高铁建设对地方经济的影响、“一带一路”项目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的影响等。不过,目前政策量化评估的研究和运用大多局限在学术界,亟须加强与政府部门的互动合作。学术界应积极向政府部门推介研究成果,政府部门应充分利用学术界的理论和方法优势,大力提升政策制定的科学性。

  政策设计和政策评估同等重要。最近几十年发展起来的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为政策设计提供了有效的理论基础与方法支撑。行为经济学将经济主体的心理、认知、情绪、信息以及社会文化等非理性或非完全理性因素纳入研究框架,而实验经济学则借鉴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在可控实验条件下研究经济主体的决策行为。运用行为经济学理论与实验经济学方法进行政策设计有两大优势:第一,研究者了解数据生成过程,数据相对干净可控,有助于识别、推断因果关系;第二,实验方法以较小社会成本探索政策涉及问题的解决方案,有助于减少政策创新的阻力。

  优化政策设计还有助于解决市场供需匹配问题,提升市场运行效率。例如,201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思和沙普利的稳定匹配理论与市场设计实践,为研究和改善市场功能提供了理论依据与方法支撑。根据该理论设计的匹配机制,解决了长期困扰美国医学院的实习医生分配以及肾脏器官移植匹配等问题。很多美国公司如谷歌、优步等,已开始与经济学家合作。经济学家根据稳定匹配理论与市场设计实践,结合相关公司的技术与数据,分析预测消费者行为,帮助制定精准营销策略。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在政策设计过程中,经济学可以为研究政策发布者、执行者、参与者、接受者的行为以及预测从政策发布到取得预期效果所需时间长短等提供理论支持,从而选择合乎预期效果的政策工具,优化政策实施方案。

  需要注意的是,政策量化评估是基于计量建模假设与实际经济数据作出的,其准确性取决于这些假设在现实条件下是否成立以及经济数据是否可靠。同样,考虑到经济主体认知局限与认知偏差的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虽可为政策设计提供依据,但相对于现实经济环境,实验控制条件更为单纯,因而在将实验研究结论应用于现实时,需要考虑实际环境因素的差异。尤其要清醒认识到,在借鉴国外经济学的有益理论与方法时,只有根据中国经济实际进行本土化的理论与方法创新,才能真正为我所用,发挥积极作用。

  (作者为教育部计量经济学重点实验室(厦门大学)主任、厦门大学经济学院与王亚南经济研究院院长)

  中国与日本的产业发展和工业化道路具有很大相似性。借鉴日本经验,壮大乡村产业,增加农民收入,让农民获得更多收益。

  日前出台的中央一号文件指出,今明两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

  在目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复杂形势下,做好“三农”工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百年奋斗目标最关键的一步。中国目前仍有近半人口在农村,城乡发展存在较大差距,通过实施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战略,才能确保农业为基础的原材料安全稳定,进一步激发内需,促进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要在2020年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必须在产业发展上取得突破性进展,特别是通过壮大乡村产业,让农民有稳定的增收渠道。围绕壮大乡村产业,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主要聚焦“加快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大力发展现代农产品加工业、发展乡村新型服务业、实施数字乡村战略、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支持乡村创新创业”等六个方面明确了发展目标和措施方法。中央一号文件专门提出,健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利益联结机制,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对农村产业脱贫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必将产生重大影响。

  农村产业的发展,最重要的就是通过各项制度改革和市场体系培育,让农民和参与产业发展的各个市场主体都能获得相应的利益。这些利益都是联结在一起的, 通过利益联结和收益分配机制建设,让参与各方各负其责,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将真正推动农村产业化发展的市场机制建立起来。

  日本农业问题专家今村奈良臣在研究中发现,日本农业生产的农产品与日本国民消费的农产品之间存在巨大的价值差。这种价值差主要通过农产品加工和农产品流通等环节流向农村之外,因此,农业产业的增值收益未能留在农业生产者手中,制约了农民增收。以2005年为例,在日本食品产业的市场规模中,日本农林渔业生产者仅为13%,食品加工业、餐饮业和流通业的份额分别为33%、18%和34%。因此,今村奈良臣认为,通过鼓励农业生产者搞多种经营,发展农产品加工制造业、农产品和农资流通业等服务业以及农业旅游业,形成集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服务于一体的完整链条,将流到城市等农村外部的就业岗位和附加值内部化,为农业生产者获得更多的农产品加工、流通等环节以及农业旅游业的附加值创造条件,以此增加农民收入,增强农业发展活力。

  中国与日本的产业发展和工业化道路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借鉴日本经验,壮大乡村产业,增加农民收入,必须在六次产业化上下足功夫,让农民在产业发展中获得更多收益。据此,认真落实中央一号文件,首先应按照六次产业化的发展要求,认真实施 “一村一品”、“一县一业”,创响一批“土字号”、“乡字号”特色产品品牌,增加农产品的品牌收益。其次,要以“粮头食尾”、“农头工尾”为抓手,支持主产区依托县域形成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尽可能把产业链留在县域,改变“农村卖原料、城市搞加工”的现有格局。第三,要认真贯彻落实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各方责任,深化改革。特别是要通过土地三权改革等举措,鼓励农民以土地经营权参股,分享六次产业化的收益。在调动农民生产经营积极性的同时,还要降低社会资本推动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成本和金融风险,最终实现六次产业化的乘数效应(1×2×3=6),实现“三农”产业致富奔小康。

  另外,政府还要通过更加积极的财税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引导市场力量参与到六次产业化进程中,出台定向减免相关税收优惠、加大政府补贴力度及信贷支持等措施,鼓励民营资本和相关技术积极参与农村六次产业化发展,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文章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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